华夏之光耀古今 名家纵论黄帝文化

编者按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中原是黄帝出生并创立伟业之地，黄帝是黄河文明的缔造者，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夏之光耀古今，黄河文化、黄帝文化、黄帝故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蕴含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成为华夏儿女认同亲近的民族标识、炎黄子孙团结联合的精神旗帜、中华民族自强前行的力量源泉。在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即将举行之际，本报特编发往届黄帝文化论坛部分重要嘉宾文章，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国家祭拜的力量

许嘉璐

拜祭先祖，其来有自。从甲骨文时代就有文字的证明，延绵至清末，始终未断。纵观古今，拜祭的形式随着时间、世情的变化而有所演变。这种演变，是适应不同时代的结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拜祭先祖理念的根基，也就是为何拜祭先祖，没有改变。

炎黄文化成型于农耕时代。农耕生产的发展、家庭和家族的繁衍，很重要的是要靠继承。重继承，是中华民族文化区别于世界上很多民族文化的特征。

拜祭黄帝有没有特有的意义呢?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人的“理性”发展了、普及了。中国人的“理性”出自自己的文化背景，与西方很不相同。这种理性普及了，一切先验的、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主宰世界的“实在”(神)，以及今天我们生活中时时可见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假设，都需要中国的经验和理性来确证。

我想用下面四项来说明：黄帝的事迹超越了口传历史;具茨山上种种考古发现文物的佐证;黄帝的遗迹不限于黄陵县和新郑，河北省多地也有黄帝的遗迹;通观历史上对黄帝的记载和叙说，神话少而事实多。

所谓“超越口传历史”，可以从重新阅读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赞”开始。“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这篇“赞”，说明司马迁已经把他之前的种种口传历史超越了，口传、文献、亲验相结合，落到他的著作中，传到今天。换句话说，司马迁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

再来谈一下具茨山。近些年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度参与和支持下，进行了很多的工作。世界岩画协会联合会于2014年6月在中原地区进行的具茨山岩画类型的微腐蚀断代，证明在4500年前就有这些凹穴岩画了。大家知道，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最早的距今3400年。但是学者判断，到殷墟的时候，甲骨文已经如此的系统，不同期、不同坑里发掘的甲骨文字相通，这表明，甲骨文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字，在这之前可能有一个漫长的发明、进步过程，只不过我们现在出土的文物还不能够理出一条线。

同理，具茨山类型的岩画距今4500年。根据现有成果，可以推想：早在4500年前的若干世纪，已经有强大的部落和杰出的领袖，带领人们在这里生活和开拓疆土。

黄帝遗迹，除了新郑市和黄陵县之外，在甘肃崆峒、河北迁安、涿鹿等地尚有遗存，迁安可能即“东渐于海”处，该地关于黄帝的传说、史料至今尚在。黄帝能在那么多地方留下遗痕，说明是整个部落的迁徙或征战。

还有一个现象，无论在河北还是在甘肃，传说中的黄帝的业和德基本上是一致的。不管黄帝的业绩有多少是实在的，多少是口传的，至少我们可以相信，黄帝是人，而不是神。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历史传说和其他民族的创世学说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顶礼拜祭的依据。

我想提出三个建议：拜祭黄帝上升到国家级;拜祭定点在新郑;促进拜祭黄帝渐成民俗，甚至扩大到世界上所有华人社区。

国祭的意义，首先，黄帝是中华民族有史可考、建立初具国家架构、传说未断、最古老的历史人物，他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一统文化的标记，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里程碑式的符号。

作为凝聚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要超越自己这一代，单靠经济不行，主要靠文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太抽象，应该有若干标记或符号。在我想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能当此重任：纵向说，历史更悠久的就是黄帝;从思想定型看，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的，是孔子。因此，我也期望将来拜祭孔子也成为国家大典。这样，国家级拜祭就是三项：黄帝、孔子、先烈。拜祭黄帝表示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拜祭孔子表示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继承;拜祭先烈表达子子孙孙要继承、发展民族自强精神。这三祭，就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其次，黄帝的德业。司马迁提到了发展农业、关心百姓、发展交通、初定历法、勤于谋划，生活从俭。这些都是发展农耕的关键，似乎也是为今天所准备的。

再次，黄帝历来为全球华人所认同，“炎黄”已经近乎中华民族的另一个称呼，超越了政治、政党、信仰和意识形态。

最后，实行国家公祭，明共识、立信仰，向全球显示：我们自古崇尚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相反。

在新郑举行国祭，符合国际惯例。拜祭黄帝，是为了民族和国家。把共同的信仰和对象符号化、标记化，这也是国际惯例。

定点于新郑，有以下缘由：新郑地处中原，中华文化汇聚腾飞之地，象征意义更大;具茨山的背景和佐证，不会择非其地;拜祭古圣出生之地，也是古之常规。各种拜祭应有规范的礼仪、形式。拜祭黄帝的地方，在史籍中记载很少，不易明确其礼制。从汉代拜祭基本都在明堂或者南郊(偶尔有四郊)，到清，特别建了一个“景德崇圣殿”(故址在北京阜成门内路北)，规模宏大，合祀伏羲、神农、黄帝，一直到明太祖，共21位先圣。到康熙晚年，增加到143位。《通志》记载，唐显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唐高宗以每年的“二时”，太常少卿分行二陵。高宗认为此事重大，派去的人级别太低，且“威仪有阙”，于是下诏让三公去拜祭，太常卿、少卿由主祭变成副祭。据《续文献通考》，明代历朝也只派驸马、都尉、勋戚大官在清明、中元、冬至到陵寝行礼。那么，皇帝在哪里祭?在宗庙。而且据史籍，规定宗室、百姓不得参与，所以特别允许宗室和百姓在城门外拜祭先帝和自己这一支的先祖。中国自古就有“私祭”，有制可循，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为此，有以下几件事情需要做好：规范拜祭的礼仪，不废古仪又不悖时代精神;深入研究黄帝文化，包括具茨山的考古和研究;促进立法，法在前，拜在后;普及黄帝文化，也许会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新时期文化即将勃然兴起的信号，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让我们努力，让我们期待。

考古学视阈下的黄帝文化、有熊国与黄帝故居

刘庆柱

每个民族都有早期的传说时代和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时代。黄帝时代是什么时代?根据传说和记载，就是现在中华民族探源的时代。

在黄帝那个时代，根据传说有城、有金属器、有文字。为什么有文字?他底下有史官叫仓颉，大家知道的传说是“仓颉造字”。在全世界来说区分国家和非国家、文明和野蛮的标志有三个：文字、城市和金属器，在中国还要增加一个是礼制。礼制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礼，一个是乐。音乐，在黄帝时代就有了。

黄帝文化传说是在什么时间?是在从无国家变成有国家，从野蛮到文明，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如果北京猿人不算我们的祖先，我们还有许昌人，许昌人距今也有10多万年了。我们说五千年文明，从历史学、考古学、多学科来看基本问题不大，如果五千年文明是基本可以认定的话，那么黄帝的传说，由五千年文明以来开始算应该是可信的。

从空间上看，如果这五千年文明发生在贝加尔湖，就很难说是中华文明了。但是我们要寻找黄帝物质文化有几个内容：包括金属的冶炼、礼制的传说和城市的分布。说黄帝故居在新郑，铸鼎在灵宝，去世在陕北，活动足迹北到华北，到了长城地带农牧交会地带，西到榆林，东到山东和河南交界，新郑在黄帝活动的中心范围之内，过去所说黄帝的国家叫有熊国，有熊国也认为在新郑，这个传说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我想它不是子虚乌有的。

黄帝时代的文化、文明和国家形成有什么物证?考古发掘发现，在新郑或者说在新郑附近周围地区，围绕天地之中嵩山，或者再大一些范围，基本在河南的黄河流域中游部分，曾经发现跟炼铜有关的考古发现，时代就基本和它吻合，早可以到6000年，晚可以到四五千年，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或者是末期，在我们这一代发现了金属冶炼的遗迹。

关于文字，在河南的豫北，在安阳殷墟发现了15万片甲骨文。我们的文字，不是公元前1300年才有的，应该说它的历史更久远。

中国最早的城出现在郑州西山，距现在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时期的。如果说黄帝文化的时代内涵和国家的文化内涵已经基本套合在一起，这个时代能不能经过考古证明?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基本测试出来中国国家的出现距今约5000年，早可以早至5400~5500年，晚到4800~4900年，如果准确一些，有学者认为在5400年前已经出现了国家。如果把黄帝以前的部族领袖当成国家的出现，所谓三皇的话，到黄帝的5400年或者5000年这个时代出现国家是完全吻合的。

中国的文化脉络就像一棵树一样，根是什么?就像植物学一样，有根有枝有叶，当然根和树枝树叶作为植物来讲它们各有各的功能，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是对于社会而言，根文化和各种不同文化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历史的权重是不一样的，而中原文化的权重应该说就是树干，这个树干最底下是黄帝文化，黄帝底下的文化就是中原的早期文化，有人叫河南龙山文化早期文化，再往下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再底下就是庙底沟类型，当然也就是仰韶文化。

因此，从一个发展脉络来看，黄帝文化在嵩山附近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找到了嵩山这个地方。“天地之中”申遗获批，就像“丝绸之路”申遗一样，“天地之中”不是一般的项目，它是黄帝文化的申遗，因为黄帝文化空间就在“天地之中”。

考古学在五千年前后发现了铜器，文字应该说也有了，在山东，在其他地区，城市更不用说了，那时候叫万国万邦，国就是城的意思。因此有熊国和有熊城应该是一致的。

再有，王城岗出土过一个距今2500~2200年的战国陶器，陶器上有文字写禹阳城，阳城是一个地名，古书有记载“禹都阳城”，禹是夏代王国的先王，夏代的第一个都城就在阳城，就在王城岗。

再谈谈生产和思想。民以食为天，没有生产，没有衣食，人就无法生活。我们如何区别人和动物?传说黄帝发明了缫丝养蚕，发明了农业耕作，生产非常重要。

进入了文明时代，进入了国家，礼制是什么?礼制就是社会要分层，要分级，礼制就是从无阶级社会到了有阶级社会，标志就是礼制。大家知道信佛有法器，青铜器时代政治家礼器代表性是鼎。这个鼎制非常重要，鼎制就是在嵩山附近出土的。礼制还有乐。其实古代把乐当作一种礼制。

提到根文化，我想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这个根是怎么来的?由近及远推，从现在推到明清，从北京的明清再推到元大都、金中都，辽南京，再往上推就推到了河南开封东京汴梁。夏商的祖先就是五帝，第一个帝就是黄帝。因此说，根文化的根就是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根在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在新郑，裴李岗之后就是仰韶，现在已经证明。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裴李岗文化实际是河南仰韶文化的祖源，而河南仰韶文化又是后来所谓的河南龙山文化，现在也有人叫中原文化的根。

中原龙山文化重心在哪儿?有两支，以五帝为代表的两支，一支在郑州或者就在嵩山附近，这个地区叫王湾三期文化，以嵩山为中心，当时的中国特别发达;还有一个叫作后岗二期，这样的话，这两个地区构成五帝文化的核心，但是五帝的一把手在哪儿?在现在的嵩山地区。

现在学术界认定有熊国在新郑，国跟都城是一码事，国王越早血缘政治越重要，越晚地缘政治越重要。从民族学、人类学这些理论来看，有熊国的国都就应该在有熊，有熊国的国君就应该在这里，是这里族群推选出来的，那样的话黄帝的故居理所当然和有熊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黄帝故里应该在新郑。

从考古发现看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王巍

文明是一种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我们讲的华夏文明，就是以黄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明，它是多元一体、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核心。

在华夏文明的带动和引领下，各个区域的文明逐渐融入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一个中华文明体系之中。

我们研究文明起源，或者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不仅仅是研究文明本身。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看一看，华夏文明是怎么样从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变化，最后发展成为王朝、国家的。

首先是中原地区栽培农业的出现。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也是多种农作物的起源地。中原地区，在8000年前的时候，农业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这个时期在河南这个地区，既有栽培的水稻，也有粟和黍这种北方的农作物。6000年前，在中原地区已经开始养蚕，而且有了日常生活用的陶器。

当时，基本上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墓葬大小、规模都差不多，随葬物品只有加工谷物的磨盘和磨棒。8000年前，河南的贾湖遗址已经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化的迹象，这就是其中的某一两座墓，随葬品除了一般日常陶器之外，还随葬绿松石。

同时，河南的贾湖遗址8000年前就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一些墓葬当中，随葬乌龟壳儿、符甲、贝甲，一个墓最多的是8件。更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少量的乌龟的符甲上，有刻画的符号，这是其中之一。这个符号跟那个甲骨文和演进的象形字是一样的。我们说，它们之间很可能有一定的渊源联系。

除了精神生活方面，它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在中国大地上，在河南出现了最早的社会分化，这就是河南灵宝铸鼎塬遗址群。铸鼎塬什么意思?传说黄帝在那儿铸鼎，而且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就叫铸鼎塬。正是在灵宝铸鼎塬这个地方，我们发现6000年到5500年前长时期定居的大型聚落群。

其中，规模第二大的遗址西坡遗址，发现了一个有防御设施的村落。在这个大型的聚落当中，出现了大型的房址，而且相对集中，制作得非常考究，说明在那个时期社会出现了分化。

这个时期，战争开始出现，我们看到了在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就是郑州西山城址，位于郑州的北郊。西山城址面积不是很大，25000平方米，它的南半部被毁掉了，我们发现两个城门，而且城门都有防御设施，显然是种军事设施。在中国城市聚落发展史上，西山城址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看巩义市花地嘴遗址，规模30万平方米，都是用大型的、宽几十米的壕沟围绕，中心部位戒备森严。这个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多，而且制作非常精致，还有带彩绘的陶瓮，用红彩绘出的，这是大约相当于夏代前期很高等级的一个遗址。

在洛阳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1959年以来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概括起来在二里头遗址这个夏代后期的都城，发现了最早的宫城，围绕在宫殿周围的城墙，然后发现了最早的具有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宫殿，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最早的青铜容器群，最早的用车的痕迹和最早的绿松石镶嵌物。

最后还发现一个东赵遗址，位于郑州高新区。这个遗址非常重要，出土了陶器等。东赵遗址相当于夏代后期的时候，规模更大了。新郑望京楼遗址也发现了夏代的一个车辙，所以夏代用车不是一个孤例。

下面我们归纳一下。

第一，中原地区文明的核心地位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大约5000多年前，大约在黄帝所处的时代，开始了第一次中原地区向周围文化的影响和扩张。

举一个彩陶的例子，什么叫彩陶?在陶器上绘成各种花纹，我们叫彩陶。彩陶最早在河南地区发明，它可以早到6000年至5700年前，分布在很少的范围，河南、山西、陕西交界这一带。它的特点就是有花的图案，有圆点、弧线、三角图案。延续了两三百年以后，开始局外扩张。华夏，一种观点认为是以“花”为自己图腾的部族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个部族的核心就是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我们看到在大致5000年前或者略早一点，或者有了一个更大的传播，到了东北，到了河套地区，到了西北的甘青地区，到了长江的中下游。考古学家认为，这个时期这种文化向周围的强烈影响，很有可能是黄炎集团的形成和向它周围的发展。

第二，龙的观点的形成也是最早在河南地区。后来这个龙在各地都有它自己的表现，像红山文化把它变成玉的形象，安徽凌家滩也有玉龙，但是最早的龙的形象是在河南的濮阳。

进入到尧舜禹这个时期，中原地区汇集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到夏王朝的后期，以二里头都城为代表，周围地区原来曾经兴盛的一些文化，以夏王朝的建立为界，相继的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夏王朝建立以后，中原王朝向周围强大辐射。二里头文化的辐射，是一种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播。

最后，我们来概括华夏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万年奠基，栽培农业出现。精神生活丰富，然后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个别墓葬开始出现了一些财富，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大型的中心性的遗址开始出现，灵宝西坡出现了大型的墓葬。另外社会分层和分化显著，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结构。到了二里头时期，夏代后期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核心，经过了商、西周封邦建国，华夏文明成为一个真正的更广泛的中华文明的核心，实现了对前所未有的中原地区以外地区的控制。

最后，说一下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世界上最早骨笛的发现，最早龙的形象，以及龙和虎方位关系的发明，还有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址——西山城址，最早的社会分化——灵宝西坡大型建设基址和墓葬，最早的青铜容器群——二里头遗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东西对称和带有中轴线理念的宫殿格局，还有最早的原始青瓷器。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原始瓷器，实际上什么是原始的?就是原本人们认为瓷器至少是汉代才出现，但是现在在夏代已经出现了瓷器，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只不过它的产地还有争论。

总之，中原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沃土，也是祖先创造丰富文明的一个地方。我们应该把中原文化研究清楚，把它弘扬和发扬光大。

追寻意义——作为考古、历史与神话的黄帝

王立群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时代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开端。作为人类文明开端的始祖黄帝，因其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黄帝的身上被负载了超越其时代本身的太多内容。作为考古学、历史文献记载与历史进程中的黄帝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不同时代的黄帝身上被赋予了哪些意义?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应该凸显哪些意义?

作为考古视野中的黄帝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著《史记》时，面对“百家言黄帝”的文献记录，已有无所适从之感。在上世纪初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对上古历史的怀疑与否定后，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终极追寻的努力在考古学家的视野中终于得到了实证。

考古学家李学勤、严文明、许顺湛诸给黄帝时代进行了考古学上的断代。从现在考古发掘的上古历史遗迹推测，黄帝约处于仰韶文化的晚期。在黄帝时代，社会刚刚开始分化，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氏族、部落之下，一个集团的人口不可能太多，活动的范围也不可能太大。即使像黄帝这样已经建立了雏形政权的部落，并且拥有勇敢善战的军队，其活动范围也绝对没有后来历史记载以及我们想象的大。我认为，对黄帝文化的界定，不应该仅仅限制为黄帝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亦应该关注黄帝的形象、身份演化史、意义附加史以及背后的思想史。

作为历史学家记载的黄帝

在《史记》中，司马迁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比黄帝更早的伏羲氏、神农氏，但他将《五帝本纪》冠首并以黄帝为先，原因之一是受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将黄帝推举为圣王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上古的文献资料，其实大多已经远离了上古的文化人的想象与追忆，而不是上古人自己的实录与记述。在三代之末的文化人眼中，黄帝时代是万国归附，顺天地阴阳四时之际，布播百谷草木，淳化延及至鸟兽虫蛾，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单纯朴素的美好世界。这种对黄帝及其时代的无限向往走到极端很容易使黄帝异化为神，“黄帝三百年”“黄帝有四面”就是这种思想的折射。

第二个原因是汉代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汉初的几代统治者极力推崇黄老之学。与其他学派如儒家等不同，黄老学派以天道作为思想的依据，一切世间事都应该以天道即宇宙自然为依据，它涉及相当广泛的知识范围，并以天道自然为依据，建立了处世与治世之道，黄帝在这时被尊为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神圣，并与老子无为的思想链接。

那么,司马迁是如何勾勒黄帝的历史画卷呢?一是取材《尚书》《大戴礼记》《春秋》《国语》等雅训的经典记载，并对这些记载相互印证，所见不虚者进行编次;二是以“不离古文者”为材料选择标准;三是进行实地考察，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寻访长老。通过这三方面的努力，司马迁剔除了资料中荒诞不经的部分，最终撰著了五帝的谱系。

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叙述，不仅仅是明确了五帝的历史谱系，而且赋予五帝之首的黄帝为人类始祖、人类文明开端的意义。

作为神话的黄帝

秦汉时期，神仙之说大盛。汉武帝时，方士辈出，汉武帝借用方士有两个意图，一是封禅，以明汉家受命之正当;二是求仙，希望长生不死、统治连绵。方士因此投机迎合武帝，杜撰黄帝古史，将封禅与成仙合二为一。这样一来，黄帝则由神化为人，为十二姓之共祖，为中国历史开端之领袖，而至汉武帝时期，又由人复归于神。

在封建时代，黄帝身上被赋予了权威性，具有合法的政治意义，从人类开端的领袖黄帝到当权者自身，形成一脉相承的正统，这无形之中进一步神话了黄帝。

与历朝统治阶级通过告祭黄帝，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希望政权持续延绵不同，在民间，黄帝的形象则是一套与官方意识形态迥异的话语系统。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黄帝在祭拜仪式中成为信仰的一面旗帜。

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民族经济日渐繁盛。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思与总结百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传统祭祀由于它富有民族特色的心理积淀和陶冶国人的优良伦理道德和高尚情操的功能。

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颂扬始祖黄帝的丰功伟绩，这首先是基于血缘的认同，通过祭祀，强化血缘的延续，民族的血脉与文化的血脉合二为一，这是我们认同的基础。祭祀文化保留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是炎黄子孙情感认同、沟通的契合点，具有维系家庭、宗族乃至整个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共享和谐社会的历史见证。充分发挥中华传统祭祀文化的积极作用，对促进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利用拜祖大典，促进民族的团结，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拜祖大典，不仅仅是提供了这样一种仪式，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重新反思以往的历史并从中寻找超越性与神圣性的人类心灵栖息的家园。